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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丢失身份的文化阅读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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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名出版人,出版培训师,2013年书业独立策划人奖获奖者。自媒体人。(文鹏天天读书 微信公号wenpengdushu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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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晓群:在商业法则上构造文化理想和出版价值  

2011-07-04 09:26:35|  分类: 读一下书籍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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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本书背后都有一个故事,每个故事里都站立着一群书人!

俞晓群:在商业法则上构造文化理想和出版价值 - 王文鹏 - 一个丢失身份的文化阅读者

 

       近读俞晓群先生的《这一代的书香-——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》,看他30年的出版生涯,深有所感。这本书是作者30年的出版人生辑录,写的看似随意,而处处用心,字字敦实,分分热爱。用半个月的时间揣摩作者30年的出版历程,时间上是远远不够的,但是获益则是时间跨越式的,先生让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他的辉煌、他的遗憾,他在市场冲击下如何顺应市场、坚守文化理想和出版价值。他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大出版、大境界!
        在《这一代的书香——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》中,俞晓群不重出版技巧,只谈书人书事;不重出版理念,只谈出版的趣和书人对书的热爱。出版源于趣,重于人,成于爱。原来,每本书背后都有一段故事,每个故事里都站立着一群书人!
        1998年到2000年,苏叔阳的《中国读本》在中国大陆共发行了1000万册。这是多么辉煌的文化盛举,而又有几个人知道是谁创造的这个奇迹呢?实际上,每个作家成功的背后都有成功的出版人,比如钱锺书先生的背后站着的是周振甫先生。钱锺书在《管锥编》的序中说周先生“小扣辄发大鸣”,这是我看到的对出版人最好的赞誉。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、《管锥编增订》都出自周先生的编辑和策划,他甚至帮为对一个字都很挑剔的钱锺书代拟目录。

 我们一般只注重图书,以及图书的创作者(也就是作者)。而出版人作为图书背后的英雄却并不被关注,不被问津。书说到底是出版人和作者一起创造的作品。出版人虽是“为人代嫁”却也担当着文化筛选和文化传播的作用。读者的阅读实际上很多是出版人给予划分的。出版人的价值趋向影响着整个的阅读的范围界定和文化的走向。出版是可以“小扣辄发大鸣”的。
         如果说周先生是“小扣辄发大鸣”的出版家,那么俞晓群先生则是有本事把这些书人集合起来一起“做活”图书的人。他是集大成者,他愿意让最专业的人做最专业的事情,他竟然能把商务印书馆的老总陈原、三联书店老总沈昌文、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揽到自己麾下,他找的作家都是文学大师、著名作家,编委会成员都是大学教授、社科院研究员等各个领域最专业最尖端的人才。单列这些人的名字就叫人兴奋:张岱年、周振甫、陆灏、刘杲、杨成凯、黄裳、唐振常、金性尧、陈子善 、王世襄、王利器、徐邦达、刘梦溪、庞朴、汤一介、金克木、袁晓园、梁从诫、方立天、傅璇琮  袁行霈、王学泰、黄仁宇、董乐山、苏叔阳。他甚至给数学家和政治家出书,他对文化的理解更宽泛,打破了文化的狭隘性。找最专业的人,做最专业的事。文化是个更宽泛的概念。这是我长的一点见识,我想,能这样有号召力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?当我们只是慨叹“时不如昔”时,他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?

 俞晓群有文化人的骨气,致力于“建造一个书香社会”,他在出版上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文化的承继,同时能在文化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。他说,一个企业的枝叶繁盛不代表繁盛,关键是要有牢固的“商业根须”,出版企业的商业根须就是“图书品牌”。在俞先生主持下,产生了三个重要的图书品牌:“书趣文丛”、 新《万象》和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。

“书趣文丛”共出版6辑55册,注重方法、格调和品味,表达的是爱书人的人生旨趣。俞晓群一度让“书趣”二字成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代名词。而书标“脉望”后来竟然成了辽教社的社标。

   新《万象》是对20世纪“孤岛时期”老《万象》的承继,属于“小众文化”刊物,它保持了海派的风骨,还有民国的范儿。它有趣而严肃,有诙谐、俏皮也有真性情,有人性化的甜俗,也有知识分子的端庄和文化的优雅,它塑造了“文人小意趣”的天堂。《万象》背后的书人是沈昌文和陆灏,他们并称“万象书坊”。沈昌文是“只说不干”的绵软的文化顾问;陆灏是坚硬的制订风格,延续文化的执行人,人送雅号“沪上陆小哥”。

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是对王云五主持的“万有文库”的承继,是一个十年规划(1996-2005年),宣传口号是“我读故我在”, 这么浩大的出版项目和此种气魄令我敬佩不已。虽然没有做10年,但也做了6集500册。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专门聘请商务印书馆老总陈原和刘杲做总顾问,陈原选书的唯一标准是“存留价值”。 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包括三个文化系列:古代,近世和外国。“古代文化书系”的策划人是杨成凯,“外国文化书系”是策划人是沈昌文,“近世文化书系”的策划人是陆灏。杨成凯是吕叔湘先生的弟子,也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,学力深厚,精于版本学,能甄别古籍价值。杨先生的身后还有傅璇琮(中华书局总编辑)、袁行霈、王学泰等人,他们精通书目学。沈公则直接是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的书库名的制订者,他直接推荐了陆灏。陆灏对20世纪初流散的作品加以整理、重印,弥补了文化的缺失。因此读者对这一书系最为赞赏。陆灏的身后站着黄裳、唐振常、金性尧、陈子善等人。

上世纪90年代,中国开始了国学热。在俞先生的主持下,张岱年担任丛书主编,丛书有一个大师级的编委会,光这些人的名字罗列起来都令人振奋。他们是:张岱年、王世襄、王利器、徐邦达、刘梦溪、庞朴、汤一介、金克木、周振甫、袁晓园、梁从诫、方立天、傅璇琮等。1990年,他们推出第一批国学书目,国学丛书共推出20本,书界开始重提“国学”。 
       俞晓群是一个出版的构架者和支持者,他让我感到“出版需要精神领袖”。 他不“因人废事”,做出版不只做追逐金钱的出版人,他能在商业法则上构造文化理想和出版价值。

俞晓群先生说:近年来,随着出版改革的发展,我们这些”贩卖文化的人”一直被“企业化”“集团化”“商业化”“市场化”之类的主题围困着,而文化本身却受到冷落。其几种的表现是,一些人将出版类比为一般的商业产品,单纯地用利润判断图书的价值和使用价值,从而导致出版行业中的“极端商业化”思潮的盛行。

对于出版来说,现在开始遭遇一种尴尬:一方面是出版的市场化,追求出畅销书;一是文化的缺失,市场上的读者的“无书可读”的状况。实际上出版和读者之间一直是有隔离的。止庵先生说:“什么书好卖就卖什么书,无可非议;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,愚不可及!”图书是应该坚持文化价值还是市场呢?坚持文化还是市场,似乎一直是出版的两个争论点。

关于畅销书,西方经济学家泰勒-考恩认为生产畅销书有两个根本原则:一是选择人类文化共性的主题和普世主义的主题;二是在内容上要采取“往下笨”的原则,也就是最大程度的降低图书的文化品味,使图书能“让更为弱智或者单纯的读者读懂。”畅销书是一个纯商业的概念,却包含了文化的元素。畅销书一方面找文化共性的主题,一方面降低图书的文化品味,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。读了俞晓群的《这一代的书香----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》,我发现: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,就文化整体而言,经典与流行有着各自存在的意义。

畅销书追求的是花费最小的成本,拥有最多的受众。单纯追求畅销书也是极大的误区,因为垃圾书是畅销书的贴身伴侣。因为畅销书具有不可预知性,戴维斯在自己的《畅销书》中幽默地说:“有一次上帝来到人间,让盲童复明,让瘫痪的人站起来;但是上帝却没有办法帮助作家出版畅销书,只能陪着他哭泣”。

出版的极端商业化是个误区,只坚持文化性又有点书呆子气。似乎出版看的是市场需求,读者求的才是文化价值。在我看来,文化的商品化,是一种极大的进步;商品融入文化意义则是出版的福气。读了这本书,我看到了出版是一个系统浩大的工程,出版很大的功用在于文化传播,而不仅仅是盈利那么简单。因为出版是文化的旨意,是顺应市场的文化旨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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